诚与信溯源

诚，是先秦儒家提出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学和哲学概念，以后成为中国伦理思想史的重要范畴。直到孔子时期，“诚”还未形成为理论概念。孟子时不但已经形成为理论概念，而且指出“诚”不但是天道本体的最高范畴，也是做人的规律和诀窍。荀子发挥了“诚”的思想，指出它为“政事之本”。在《礼记·中庸》里，“诚”成为礼的核心范畴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大学》把“诚意”作为八条目之一。“诚”成为圣贤们体察天意，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的重要环节。宋代周敦颐进一步认为“诚”为“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把包括诚实在内的“诚”看作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基础和各种善行的开端。程颐更为直截了当地说：“吾未见不诚而能为善也”其见解入木三分。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批判地继承了“诚”这个范畴，肯定诚实是社会公德中的一个重要规范。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诚实之主要的道德要求逐渐明晰为：忠诚、正直、老实。忠诚的主旨是对祖国、对人民、对正义事业的忠诚。当然，这种忠诚不是盲目和狭隘的“愚忠”，而是认同于崇高的理想，为实现理想而不懈追求和努力奋斗，从而表现出乐于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正直，是指为人正派，处事公正坦率。老实，则特指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信，也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范畴。“信”的含义与“诚”、“实”相近。从字形上分析，信字从人从言，原指祭祀时对上天和先祖所说的诚实无欺之语。后来，由于私有经济和私有观念的发展，原有的纯朴的社会被逐渐破坏。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得不订立誓约。但誓约和诺言的遵守，仍然要靠天地鬼神的威慑力量维持。春秋时期，经儒家的提倡，“信”始摆脱宗教色彩，成为纯粹的道德规范。孔子认为，“信”是“仁”的体现，他要求人们“敬事而信”。孔子和孟子都将“信”作为朋友相交的重要原则，强调“朋友信之”，“朋友有信”。而历代当权者大都将“信”作为维护秩序的重要工具。《吕氏春秋·贵信》对社会生活中的信与不信之后果，作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会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忧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汉代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视为最基本的社会行为规范。并对“信”作了较详尽的论述：“竭遇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他认为“信”要求诚实，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朱熹提出“仁包五常”，把“信”看作是“仁”的作用和表现，主要是交友之道。他说：“以实之谓信”，其说与孔子、孟子基本相同。在儒家那里，诚与信往往是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的。“信，诚也”，“诚”与“信”的意思十分接近。

诚信在中国文化中古已有之,而且是占核心地位的一个重要道德范畴。诚信一词最早见于《商君书·靳令》。春秋时期的思想家、齐国名相管仲最先从管理国家的角度提出“诚信”。他提出：“中情信诚则名誉美矣”(《管子.形势解》); “贤者诚信以仁之”(《管子.势》);明确提出：“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管子.枢言》)。认为诚信是凝聚人心、使天下人团结一致的精神基础。《管子.乘马》曰：“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士、农、工、商四大职业集团提出了明确的职业道德要求，认为诚信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规范，只有各行各业都诚信务实，才会形成正常的社会秩序。另外，管仲还主张“以富诚信仁义之士”(《管子.揆度》)，强调国家要积极营造诚信致富的环境，大力推行让诚信之人获得利益的政策，把人民的诚信与其物质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引导人民自觉、自愿的去履行诚信之德。

由此看来，传统伦理将诚信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品质，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是取信于人的良策，是处己立身，成就事业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