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诚信观念的差异与区别

　　诚信在中外道德体系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但由于中外文化渊源、文化注重和经济基础的不同，中外诚信文化存在较大的区别。客观辩证地分析二者利弊，才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中国传统诚信观念的吸收与批判

　　中国传统的诚信文化注重伦理道德，重视自身修养，缺少法律约束。儒家诚信，以人格良心为基础，强调自我修养和社会教化，良心买卖，童叟无欺。不讲诚信的人，按照因果报应中描述的将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传统诚信思想的依据主要是道德情感，人们能否做到诚信往往凭自己的道德良心来决定，对他人的信任往往取决于对其道德品质的主观判断，人们相信那些被自己认为是诚实守信的人。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人们的法制观念还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相对淡薄，约束人们的行为以及治理国家依靠的是比法力量强大的道德，即所谓“以德治国”。诚信成为一种道德规范，而未升格至法律规范。

　　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诚信观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积极的。比如在经济上，讲究“诚信经营”，一些企业自发制定企业诚信经营自律守则，组织企业诚信协会，设立企业诚信档案，建立中国诚信网站等。再比如个人生活中，诚信也是一种生存方式，是人安身立命的德行。在人际交往中，人与人讲求“信”与“义”，没有信义的人不会受到欢迎。道德的约束的确有它的威慑力，谁不讲诚信，必然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内心良心也不安。

　　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传统的诚信文化构建的封建礼教，成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消极影响不可忽视。封建礼教主张首信信于君，是为忠；次信信于家父，是为孝；再信信于夫妻姊妹亲友，是为义。“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儒教“三纲五常”的核心是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另外，传统诚信观念基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血缘经济，建立在熟人社会和人格自律基础之上，守信还是不守信更多依赖于人格良心，缺乏有效的利益制约和外在制度保障。当这种经济形式不复存在的时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就逐步失去了政治道德舞台。过去支撑熟人社会诚信的道德约束与信息基础逐渐淡漠，小农经济时代的口头承诺已经成为美好的田园回忆。

　　传统诚信观的确需要继承，但在当下社会，经济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显著，我们需要传统的道义论、美德论、义务论，也需要可以造福社会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在实际运用中多方寻求合理资源、扬长避短。

　　2．西方诚信观念的分析与批判

　　与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不同，西方把“理性经济人”作为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一个基本假定，认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充满理性的，即所追求的目标都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理性经济人”假说从人的自利性出发，认为要有效抑制和克服经济人试图推卸和逃脱成本的强烈欲望，不能只靠自我约束，关键是有效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就会无意识地、卓有成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在西方社会，维系诚信伦理的力量首先是法律，违背了诚信原则，所遭受的首先不是道德上的谴责，而是经济上和法律上的惩罚。严密的法律规范体系成为人们诚实守信的有效外部约束。自我约束和制度约束相结合，构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和法律基础，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