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中国企业诚信网研究分析(首页)正文

　　在中国，对于“信”的初始解释应该追溯至《说文解字》。这部国学经典对“信”字的解释是： “诚也，从人从言，会意。”可见“人”“言”称之为“信”，即人说的话叫“信”，人的言论应当是诚实的。

　　这当然是一个道德问题，但在郭生祥看来，过于泛道德地看信用，不是一个好现象。信用有规律性，如果对信与不信打上了太多的道德色彩，就会忽视对其规律性的认识。一方面我们需要加强道德领域的建设，强调自我约束和外部约束，但也要重视对其规律性的认识，而且要保持与时俱进。

　　孔子曾说：七十从心欲。也即人到了七十以后，对于知识、生命现象和规律有了较为深刻地认识，很多会变成一种习惯和自觉。

　　信用也如此。信用文明要达到一定的程度需要一个内在和外在结合的过程，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转轨时期，在激烈的文化冲突面前，很多东西都需要重新匹配。而中国的信用文化不同于其它文化，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

　　“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中国对信用文化概括出来的一句流行语，郭生祥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文化对信用文化的一种复杂心理与心态。因而，中国人虽自古倡导诚信，但其信用文化却存在三大缺点：

　　特别重视伦 理、道德，强调为政治服务，没有重视它的经济性，因此，不能推动商业社会的形成；

　　缺少运动的、辨证的观点，因而，其学术思想桎梏人，没有科学的进步；

　　缺少制度与法制，不能建立起更高的文明大厦，总在农业社会徘徊，前进不到工商社会。

国人也往往片面地拔高信用的作用，认为信用是治国之术，高估了信用宏观性的一面，尤其是政治道德方面，由于过分地强调信用选择后的秩序性、社会性、制度性，部分掩盖或忽视了信用选择时的自由性以及在选择时技术性的一面；有许多人过于从道德层面讲信用，事实上只讲了信用诚信的一面，却忽视了信用法制的一面，还忽视了信用“以信为先”的自然属性。

　　此外，人们对于当前信用缺失的现象往往相当不安。但郭生祥认为，信用本自由，它要求环境相对宽松。我们不可能要求当前的信用状况一夜突变，其间的反复往往不是一时一地的得失，而是几代人的得失。

　　在三 聚 氰 胺事件之前，郭生祥就曾提醒国内企业界：各个领域的高发、频发信用问题即将全面出现。虽然目前国内无孔不入的“反信用”已经具有了深厚的土壤，并且已经形成了特殊的利益信用链和信誉面，但这还不是反信用的高峰时期。在他看来，根据信用思想、信用信念、信用信仰、信用利益链、信用信誉面的周期性，未来30 年都会是中国信用的恶劣时期。

　　然而，事物到了极端都会走向对立面，对于反信用也是一样。郭生祥声称：即使我们现在任其自然，这个毒瘤大约30 年一个周期也会自我萎缩和消融，因为正义的信用不可能完全被消灭，一样会慢慢起来，并最终取代负面的信用。

　　如果任何个人的信用都与外部信用之间存在着直接、真实的反馈，没有扭曲，也不存在放大或缩小。你是正面的信用，社会反馈给你的也是正面的，反之，也是负面的。这样的社会我们称之为神话。

　　现实中的社会因为信誉的存在，或指向真理或指向谬误，对信誉总存在着一定的加减、放大或缩小、扭曲或接近真相，也就是说存在着一定的变形系数。郭生祥将这个变形系数称为信誉系数，而每一个信用的信誉，根据传导的层级个数，乘以这个系数就是这个信誉的放大或缩小结果。

　　信誉系数是如何产生的呢？

　　郭生祥在研究中发现，决定信誉的关键变量是信息对称和价值取向，每一个具体信誉都生活在环境之中，如果具体信用与社会信誉方向一致，则是正放大，反之则是负放大。同时信誉系统也被一定的道德和信仰所规范，比如坚持科学的理想、灵活的原则、宽恕的精神，与人为善，那可能信义就是正面的放大，反之，则可能是负面的放大。

　　在信用经济学中，个体行为完全的信用支付成本= 个体实际支付成本±社会信誉成本。而信誉成本=信誉系数×传播个数。显然，社会信誉系数决定着个体行为的支付成本。

　　郭生祥风趣地说：社会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至少它没有垃圾桶那么具象，管它呢？别人乱扔，我也乱扔，甚至还用不着偷偷摸摸地扔。

　　然而，社会信誉本质上如一面镜子，是对信用的映射，但是它却具有一定的放或缩的作用，如果信誉的绝对值较高的话，那么其放大功能就较高，反之，则不高；任何人即使再私密的个人行为，都会被社会信誉照射，中国古代有句话叫“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为”。

　　对于人类来说，最初的信用表达是从信任开始的，信任推动交易便产生了信用。最初，人们表达信用或许只需一张简易粗糙并不规范的借条，或者一句口头承诺。但如今，交易过程中合同约定动辄洋洋洒洒数万字，意图穷尽所有不诚信的可能性，囊括可预见的一切风险。这虽然表明人类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趋向理性，但细化出的各种守则条例不断揭示出人与人之间内心的“恶”，不信任成为人们践行信用的最大成本。

　　郭生祥根据自身海外生活多年的经验认为：在一些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度，中国人社区比较而言是最勤劳的，但是也是最容易破坏制度的，有的人甚至说没有中国人破坏不了的制度，表面上这是句夸奖中国人的话，其实是在说中国人并不最富有的原因，因为这抬高了中国人社区的社会成本，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身心、人与自然之间的信用成本无限地高企，以致有些地方环境恶劣、人心惟危，即使中国人的有形财富再多，如果扣除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其净值也不是很高。

　　这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信用率位于【0,0.382】的信息萌芽区间，所有的人与所有的人为敌，自然特别热衷于破坏制度，制度总是在这个区间被无情地消灭。相比较而言，那些比较好的社会，则位于【0.382,0.618】区间，稳定的关系和稳定的制度，占据着主流。这样的社会具有较低的信用成本，同时又具有较高的开放度，是效率和效益、公平和正义、信息对称、真理和信仰均衡得较好的社会。

　　网络改变不了社会信用的底色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人们认为网民的监督对于社会信用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郭生祥认为，互联网社会是真实社会的缩影，只不过有些互联网社会相对于其真实的社会层面可能透明些、民主些，但是改变不了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