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中的近代日本国民诚信度问题

内容提要近代日本商业诚信度低下的问题由来已久，其原因在于从事商业的“町人”阶层在封建等级体系中地位最为卑下，并由此形成与自身社会存在相适应的卑下社会心理,即“町人根性”。由于局限于单一社会阶层，商业诚信问题起初并未对近代日本的国际形象造成严重影响。但是，随着明治维新后等级制度的废除，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流动整合。日本赴美劳工于20世纪初遭遇的诚信危机，说明“町人根性”已不再专属于商人群体，而是成为近代日本国民性的组成部分之一。美国社会对中日移民信用度进行对比，由此生发出对日本国民诚信度的空前质疑。契约意识的缺失被视为日本国民的普遍道德弱点，这一认知扩展到政治领域，使日本国民诚信度危机逐渐演变为国家信用危机，日本的国家形象不断恶化。

关键词西方 日本 国民诚信度 町人根性

在西方文明同日本发生全面接触之前，日本社会呈现层级森严的前现代特征，社会价值观念亦形成多元化、断裂化的格局，居于士、农、工、商“四民”顶端的武士阶层与位于最低端的“町人”阶层分别发展出适合自身需要的伦理体系和价值尺度。两者的矛盾对立程度或可用戴季陶在《日本论》中的论述一言概括：“武士的性格，是轻死生，重然诺；商人的性格，是轻信义，重金钱。”然而，近代以来各社会阶层间的分化重组，加速了集团价值观念在国民中的流动整合，武士道德的“国民化”给日本及其邻国留下了创巨痛深的记忆。相比之下，原本等而下之的“町人根性”如何悄然扩展至全社会范围，作用于日本近代国民道德形象乃至国家信用度的恶性滑坡，则历来为人所忽略。

武士口中的“町人根性”往往被归纳为思想灵活、精于算计、重利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等性格特点。但上述评价未必可以说是日本“町人”的特有品性，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商业冒险者同样具备这些特征。因此，究竟何为日本独有而他人所无的“町人根性”，这一问题只有在同异文明商业社会的碰撞比较中才能得到更全面的回答。日本开国以来，西方人士留下了关于日本文化传统、人文性格、社会风貌等方面的丰富记述，完成了对日本国际形象的全方位勾画。检视上述史料，可以发现日本的国民诚信度状况始终是西方观察者热议的话题，这一话题起初发端于对日本商业信誉的质疑。但到了20世纪初，西方舆论质疑的对象已超出商人阶层的范围，扩大为日本国民全体，并最终上升至针对日本国家信誉的追问，而日本舆论界也进行了回应和自我辩护。对这一议题进行梳理，有助于了解“町人根性”被整合进入日本国民性的经过，同时亦可还原日本国家信用在近代国际互动中渐次流失的过程，从新的视角揭示远东国际关系发展变化中的文化因素。

一、 19世纪西方视野中的日本商业诚信度与国家形象

1633—1639年，德川幕府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不仅关闭了日欧之间的大部分国际贸易渠道，也中止了资本主义商业伦理和市场规约传入日本的进程。同时，幕府确立了严格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制度，永久固化了工商业者的卑下政治地位，剥夺了商人接受儒家正统文化教育的权利。封闭性与封建性的结合，促使日本商业阶层形成了既与近代西方大相径庭，也迥异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的经营理念和处世方式。美国佩里舰队于1853年重新打开日本国门时，被称为“町人”的城市商业阶层虽然在数量上不到日本总人口的1/10，但却拥有雄厚的财力，垄断着主要港口城市的工商业经营，成为最先直面西方殖民者的社会群体，其精神面貌和道德品质也堪称欧美人士了解认识日本社会的第一扇窗口。

开国后短短十年时间内，日本商界留给西方外交官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远较其他民族低下的商业信誉。在华任职多年的英国外交官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于1858年调任驻日总领事，1862年归国后发表《大君之都》一书，留下了幕末日本社会风情的详尽记录。作者写道：“如果给日本人的缺点列一个清单，那么说谎要排在第一位，由此也必然导致行为上的不诚实。东方人中最不诚实、最奸诈者无过于日本商人……一包丝绢只有外面几束的质地是同样出色的，再往里就掺杂着另一种粗糙的料子，以最狡猾的方式和良品混在一起；一罐樟脑上面一层是真货，下面是米粉；一桶油下面一半全是水。”阿礼国并不否认英国亦有制假售假的奸商，但仍然认为“日本人在作伪和欺诈的问题上普遍超过我们”。因为在他看来，不愿讲真话的做法并不局限于商人，而是日本所有阶层的普遍现象，伴随于一切社会交际当中。“日本人集体如此热衷于说谎，而无人抱怨谎言带来的不便，可见日本人一定能从说谎中找到乐趣。除了利益驱动之外，或许还有其他的诱惑导致他们作伪。”原为纽约商人的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汤森德·哈里斯不仅多次谴责日本的商业欺诈行为，而且对充斥着虚饰与托词的东方官场文化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他在1857年1月8日的日记中称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