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中的近代日本国民诚信度问题

四、 从日本国民诚信危机到国家信用危机

进入20世纪后，作为独立阶层的武士与町人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二者的价值观念却在激烈的社会改造与重组中形成合流，并形成了良性与恶性的双重结果。武士道的荣誉感、名节观与町人商道合流后产生了良性思想，以武士出身的商界领袖涩泽荣一所提出的“道德经济合一论”在其中最具代表性。来自西方的如潮恶评，无疑是推动日本现代商业伦理进步的外在动力。1902年6月，涩泽荣一赴美拜会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大谈日本美术界取得的高度成就，同时对日军的军容士气盛赞不已。不料这竟触动了涩泽内心敏感的痛处，他回答道，“我是一个银行家，不是美术家，也不是军人，对军事一窍不通。阁下对我大加赞赏日本的军事和美术，但我希望下次再见到阁下时，能听到赞扬日本工商业的话。鄙人虽不肖，可正率领着国民准备为此而努力”，总统只得尴尬地表示歉意。完整考察罗斯福的日本观，似乎不能用“神经过敏”来评价涩泽的反应，在促成日俄签约停战后，罗斯福称日本仍是东方国家，日本民族的个人诚信度极其低下。日本虽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但西方却通过战争观察到了武士道的暴戾轻生之气与“町人根性”融合产生的恶果。

英国人沃特森注意到武士道的作风已渗透到商家子弟当中，“一位日本商人可能是个短斤少两的奸商，而他的儿子却能够怀着比肩前辈英雄的愉悦之心，战死在满洲战场或旅顺湾口”。不仅如此，“各行各业的日本人，不管是手工业者、商人还是劳工都能在和平时期做出自我牺牲的崇高之举，令西方世界深感困惑不安，以至于用‘狂热’一词来评价他们，倒像半是为我们自己的怯懦开脱。而这个视死如归的民族，却是不诚实的……西方世界在道德思维上的固有模式一旦用来衡量日本，就不足为信了，即使最优秀的日本人也缺少质朴的品质”。勇敢者也必然诚实正直，是西方世界在道德思维上的固有模式，日本却打破了这一认知，从此逐渐建构起了兼具狮之凶心与狐之狡猾的“马基亚维利”式的国家形象，成为令西方疑惧交加的存在。

古里克在六十余名美国精英人士中展开问卷调查，题目为“美国人疑日情绪的根源何在”。其中一位受访者的回复是，“对日本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一种普遍感受，即认为日本人做生意不可信任，难以知晓他们会不会履行承诺。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这一国民性格上的缺陷造成了超乎实际的恶劣影响，使我们的怀疑扩散到了那些本该信任日本人的领域”。发端于商业信誉问题的国民诚信危机此时竟已发展到影响异国高层决策心理、制约日本国际生存空间的地步，可称为国际交往认知过程中的“晕轮效应”。

与日本相比，同一时期的西方国民诚信记录并非无可指摘。加州大学的阿瑟·波普教授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是“一个几乎把贪腐上升到艺术高度的国家，教人如何规避法律成为一种行业，州法院徇私枉法，公共设施的经营权被无情侵吞，保险公司欺骗孤儿寡母的丑闻数不胜数，议员席位明码标价，自己眼中有梁木的国家怎能在邻人眼中挑刺呢？”西方执着于放大日本“眼中之刺”，难免令日本舆论界感到愤慨和不解。然而，仅仅从种族歧视或国家利益冲突等角度求解，并不能揭示“晕轮效应”的全部成因。

在日本工作过15年的美国官员沃尔特·皮特金比较了日本与欧美商业欺诈行为的本质区别。皮特金发现，欧美商人草拟合同时挖空心思设计出日后可以钻的空子，如果对方识破他的用心，他就不会签合同；而日本人的习惯做法是先签了合同再说，发现于己不利则既不以毁约为意，亦不计较背负骂名。东京南部教区主教发文指出，日本人商业诚信缺失的根源在于契约意识缺乏。日本人对于荣誉尊严十分敏感，受辱时不惜以死相拼，但除了了解西方的少数人外，大多数人无法实现商业诚信和个人荣誉的对接，被对方叫作骗子亦不以为忤。“道德经济合一论”虽力倡诚信经商，立论出发点却显然建立在儒家德性思维而非西方法治思维上。涩泽荣一曾引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强迫竞争对手割肉还债的事例进行说教，认为日本商界必须改变“经商本身即是罪恶，因而不须拘泥仁义道德”的自暴自弃心态。但他并未意识到，日本商家如夏洛克一般不仁不义者固然比比皆是，却鲜有人具备夏洛克那种不可动摇的契约意识，而后者正是西方商业社会在法律规约框架下运作的前提。中根千枝指出，西欧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在日本难以建立，自己的要求不能充分满足，工作中途就会以洗手不干相要挟，这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日本移民的此类做法在本国被视为常态，到了西方契约社会中却是绝难容忍的行为。欧美社会见惯契约阈限内“上升到艺术高度”的欺诈手段，因而才对毫无掩饰、简单粗暴的日式毁约震惊不已，印象深刻。契约意识的缺失，既是“町人根性”区别于西方的独有日本特色所在，也是最易引发西方注目和诟病的问题。

“晕轮效应”一旦扩展到国际政治领域，就意味着日本遵守国际规约、履行外交承诺的国家信用度必将遭到严重质疑。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虽加入协约国一方，但日德之间私下交易的传闻不时见诸西方评论。日本对待德国间谍并不严厉，仅要求他们离开工作部门，并无其他人身控制措施，令人加倍怀疑日本将在战局有变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倒向德国阵营。战争期间，日本利用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在远东大肆扩展势力，但这却是以国家信用度的严重恶化为代价的。美国官方出版的备忘录评价说，“日本商人才刚刚开始意识到商业诚信的价值，统治日本的军人势力却在世界面前上演了外交失信、有辱国格的丑剧……1915年，日本信誓旦旦地通过大使向美英等利益攸关盟友辟谣，声称它从未提出‘二十一条’，也未得到过中方的应许。如此背信弃义可谓举世无双”。

上层社会精英对日本商业道德的改造成效尽管得到西方认可，但却于事无补。对于集团价值观激烈交汇融合的日本而言，町人武士化与武士町人化不过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而已。如果武士与儒商之道可以教化市井之徒，实现“论语加算盘”的结合，那么“町人根性”也同样能够腐蚀武士的道义操守，实现“战刀加谎言”的结合。在赴美移民道德形象先入为主的作用下，被“晕轮效应”放大的日本国家形象恰恰是后者。涩泽荣一于1915年在纽约和旧金山发表演说，兜售“日美联合开发中国”的主张，宣称美日之间大有合作空间，美国有资金技术与投资经验，日本与中国地理接近，种族相同，了解中国情况。两国没有理由不通过合作来和平开发中国。然而，美国舆论以冷嘲热讽来回应涩泽的提议，其原因是认为日本的“联合开发”提议仅仅停留在口惠而实不至的层面，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一贯坚持垄断做法，无视“门户开放”原则。在美国人看来，德高望重的涩泽不过是又一位被派到国外“为国撒谎”的业余外交官而已。涩泽的言论恰恰印证了美国社会对日本民族常见的评论：毫不脸红地说谎是日本全体国民特性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国民信誉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整体坍塌，先于日美国家关系的全面恶化。当国民全体蒙受失信恶名之时，政府即使通过半官方或非官方途径表达合作意向，也一样会被视为不可告人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