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中的近代日本国民诚信度问题

然而，整体考察19世纪的西方涉日著述，不难发现一桩耐人寻味的文化悖论，即西方观察者尽管普遍注意到并承认日本商业信誉低下的状况，却纷纷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理解。因商家失信而拷问全体国民诚信度的思维方式也不能称为主流，路德宗牧师皮瑞认为哈里斯的评价过于苛刻，日本商家虽有误时、撒谎、违约等弊病，但公共部门和政务机构至少还是廉洁可信的。由于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日本在19世纪的西方视野中维系着整体正面、局部微瑕的国家形象。就内因而言，一方面，维新以来日本社会的整体西化取向，使日本走上了文明开化的道路，对于日本国家形象的提升和改善有着显而易见的功效；另一方面，漫长的锁国经历使日本暂时仍扮演着“幻象中的世外桃源”角色，拥有优美而未经现代文明斧凿的自然风光，保留着中古时代和谐守序的人文特色，困扰于工业文明痼疾的西方众生在日本获得了精神上的慰藉与自由。现代趋向和前现代风情虽势同冰炭，难以长期共存，但却共同作用于国家形象的积极塑造，使日本得以在一段时期内左右逢源，同时取悦于物质主义和自然主义两大西方思潮，赢得不同角度观察者的正面评价。外因方面，中、日两国在19世纪的形象对比恰好形成强烈反差，作为西方眼中迂腐野蛮、不求上进的老大帝国，中国为日本提供了绝佳的黑暗布景，将东方长夜中仅存的一线“文明曙光”映衬得分外亮丽。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写道，日本未来注定将在地球上这片偏远的地区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富于生机活力，迫切希望分享西方文明成果并与之竞争，而中国人对西方科技创造的奇迹付诸一笑，并宣称“此物古已有之”的态度令人深感恼火。

居留时间短暂的西方游历者来不及对中、日两国进行深入了解，极易受到上述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他们的笔下从不掩饰对日本的高度偏爱之情。英国历史学家巴林顿在乘舰离开日本海岸时眷恋不已：“海岸的轮廓慢慢淡去，直至成为地平线边缘的一片雾霭——我所见到的明媚的日本，这就是最后的印象，别了！只不过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可是那些仙境一样的景象，已经多么缥缈而遥远了。”富士山的雪峰、江户的古朴街巷、大名身边光怪陆离的随从仪仗、山茶花影中跪献香茗的少女等诸般胜景，都化作亦真亦幻的异国回忆，令人难以割舍。不幸的是，巴林顿此次航行的目的地是新败于英法联军而威望扫地的大清国，于是，他在大沽口靠岸时所见的景色自然也就不堪入目了。“从明艳翠绿的日本海岸，到泥泞不堪的白河岸边，简直是对道德观念的极大冲击……天是污泥的颜色，海是污泥的颜色，地也是污泥的颜色。我们的炮舰靠近海岸时，隐约可以看见两座污泥颜色的堡垒，拱卫着一条污泥颜色的河流入海口。”基于这样的印象对比，巴林顿对日本人的商业欺诈行为大度地予以谅解，展现出自我批判的姿态，将一切责任归咎于西方资本肆无忌惮地入侵这个天真美好的国度。“开辟商业道路的不是自由开明、知书达礼的商人，而是大胆追逐商业利益的冒险者。日本能够从这些人身上学到什么呢？无论在道德、教养、宗教方面，或是在正直、智慧、勤奋等品质上，还是在社会交往领域，他们堪为日本人的表率吗？……我们指责日本人欺诈，但当我们用白银交换他们等重的黄金，用欺骗手段榨干日本市场上的硬通货的时候，我们教会他们正直诚信了吗？”西方投机商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行径其实也不外如此，巴林顿不可能一无所知，但对于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此君极尽诅咒辱骂之能事，再也没有反躬自省的愿望了。

幕末的西方观察者为古意盎然的日本所倾倒，并结合以往的殖民经验，习惯性地认为欧美资本一旦入侵不具备近代商业法规制度监督的东方古国，其逐利本性就会不受约束、不择手段地疯狂蔓延，成为毒化当地商业信誉的主要传染源，因此，日本商家诚信度低下的原因首先应从外部寻找，其次才是日本社会自身的问题。在这种“外源论”思维支配下，西方对“町人根性”的发现和认识是滞后的，直至西方对日本国情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后，才逐渐发现日本商界植根于社会传统中的“根性”。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在游记中谈道，欧洲封建社会亦有贵农贱商的传统，外商如熟悉西欧历史，对于日本商人的低下地位应当见怪不怪。苏格兰长老会教士迪克逊在1882年写道，日本商人只有在封建体制被废除后方得到尊重，而在此之前不管聚积多少财富，都只能屈就社会底层。在这种制度下，上智者自然认为商道乃下愚者谋生之道，和欺诈不可分割，商人必须行骗才能符合其他阶层的心理期待。但他仍无法摆脱“外源论”的影响，强调外商在日本的所作所为本身即证明贸易和诚信不可兼容，将日本“徒弟”引上邪路。西方人士尤其是传教士惯于以“文明导师”自居，在其看来，既然日本的一切文明和进步都拜西方所赐，其社会弊病也必然来自欧风美雨的熏染。

“外源论”思维模式一旦形成，日本商界对欺诈应负的责任就被减轻到最低限度，其信誉虽乏善可陈，但并非出自本心，相对古朴优雅的日本国家形象而言只不过白璧微瑕而已。日本文明的欧美追随者大多表达出对西方物质生活的强烈厌弃，在他们眼中，日本的西化不啻是一场物质进步、精神迷失的“不明智的交易”。小泉八云预测说，由于军事体育训练以及营养的改善，到20世纪末，日本人将比西方人还要高大强壮。相比之下，道德上的进步反而遥遥无期，谎言、欺诈和严重犯罪的增加都是输入西方文明带来的结果。此类立论在今天看来虽甚为极端，却颇能说明19世纪西方知识界亲日情结的缘由所在。

二、 20世纪初美国舆论对中日移民信用度的对比

对于本国的商业信誉状况，江户时代的日本商家并非毫无自知之明。中日之间的国际贸易虽被幕府控制在极为有限的规模，人们仍可从中窥见两国商家操守的高下。出身于大阪町人的作家井原西鹤（1642—1693）坦率地承认：“唐人（中国人）讲究信义不食诺言，绸缎匹头，表里一色，药材不掺假。木是木，金是金，多少年也没个变。贪诈唯日本，缝衣针越来越短，布匹面儿越来越窄，纸伞不上油，惟偷工减料是务；货一出门，不管退换。”考诸西方观察者留下的记录，不难发现中日商家的信誉落差直至20世纪初都未发生大的改变。日本学权威贝西尔·张伯伦在1902年写道：“人们喜欢把中国人和日本人放在一起比较，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和日本人生活在一起比较开心——他们讲卫生、性情和善、有艺术情趣。但另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更值得信任。”华商的商业信誉得到了外商的广泛认可。曾任汇丰银行经理的艾文·卡梅伦爵士说：“世界上没有人比中国商人或银行家能够更快地取得我的信任。过去25年间，银行在上海生意做得很大，经手过的白银达到几亿两，却从未见过一个拖欠债务的中国客户。”渣打银行总裁霍华德·格威瑟则在1900年银行年中会议上称，中国贸易商的信贷记录之优异堪为全球商家楷模。而关于日本，张伯伦的评价是，“在日欧洲银行家和商人讲述的完全是灾难般的不同故事……日本是环球观光客的乐园，却是埋葬商人发财梦的坟墓”。义和团风潮过后的中国国际形象一时晦暗无比，华商的良好信誉是一团晦暗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但对于此时如日中天的日本而言，恶劣的商业信誉却如同太阳上的黑子，令人欲去不能。比较世纪之交的中日国家形象，恰似将黑白照片和底版放在一起对比，产生了相映成趣的“互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