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中的近代日本国民诚信度问题

三、 日本舆论界反击“失信”指控的自我辩护

维新以来，日本对于自身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这一问题十分敏感，对于西方的舆情评价以及自身国际形象的细微变化始终给予高度关注。20世纪最初十年内，国际上针对日本的负面言论显著增加，在“黄祸论”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日本的国民信誉也呈现严重恶化之势。一位英国外交官指出，“日本人都是不诚实的”已经和“日语源自中国”一样，成为常见于西方大众话语中的习惯性认知。对此，日本在充分搜集分析西方舆情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了回应，发动了一场反击“失信”指控、重塑国民清白形象的战役。

西方对日本国民诚信的差评，引起了日本各界的高度重视。日本国内传媒并不乏自我检讨的声音，《国民新闻》报列出了日本商业道德存在的五个问题：一是提交的货物与样品不符，二是交货时间常常延误，三是商人对企业的长远利益漠不关心，四是缺乏协作共事的能力，五是既不了解客户也不了解他们自身。亦有作者在《太阳》杂志上撰文称：“我们是一个缺乏真诚的民族，这是不是日本国民性之一，姑且存疑。但起码可以说谎言和虚伪在今天的大城市中已成为普遍现象。每当外国人说‘和日本人做生意要提高警惕’时，我都无言以对。”开明力量急于通过对外发声扭转失信形象。然而，日本知识界在外宣工作中却完全失去了自我批判的认错勇气，而是一再文过饰非、巧言强辩。

在日本国际声望优于中国的大背景下，西方在评价两国国民诚信度时却往往扬中抑日，日本舆论界由此认定诚信是中国占据的唯一道德高地，一旦将其夷平则西方无处借题发挥。在这场舆论战役当中，日本从一开始就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开火，千方百计地证明一个贫弱愚昧、贪腐横生的中国不可能拥有高于日本的国民诚信度。在被西方记者问及“为什么中国商人诚实，日本商人不诚实”的问题时，某日本贵族戏称，“中国没有王法，没有公道，人们若是彼此再不以诚相待，就什么生意都做不成了。日本有王法有公道，勇者以挑战法律为能事”。这种自我美化、强词夺理的顽固思维始终支配着外宣导向。法学家末松谦澄在日俄战争期间受命赴欧从事外宣工作，其间亦多次论及诚信话题。末松辩称，中国人的所谓忠厚笃信不过是麻木软弱、唯利是图的代名词而已。举例来说，日本的人力车夫如果因为跑得慢被外国乘客鞭打，就必然停车和他理论一番，哪怕对方不付车费；而中国车夫逆来顺受，尽最大努力去奔跑，一门心思只想赚最多的钱，结果他得到了“老实人”的评价。在生意场上亦与此同理，华商面对外商的傲慢无礼不惊不怒，默默忍受，为了做成生意展示出极大的耐心，而日商遭遇不公时必然一怒毁约，自然就容易蒙受恶名。

1910年前后，国际舆论对日本国民诚信度的恶评愈演愈烈，部分说法已被夸大到耸人听闻的程度。其中，流传最广泛的谣言据悉由伦敦某报纸炮制，称日本国内所有银行的出纳员均由中国员工担任，该岗位从不雇用日本人，因为日本员工完全管不住自己的手脚。出现这一说法的原因可能在于英国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在华经营多年，其业务刚刚拓展到日本，来不及招聘日籍员工，只能派遣中国员工赴日。在日的西方人经常到这些银行办理业务，发现员工中竟无日本人，结果产生误会。但是,日本知识界却通过对中国“倒打一耙”的手法来辟谣。新渡户稻造在1912年写道，日本银行从未雇用过中国出纳，只是有个别中国员工在正金银行任职，其原因在于中国银本位体系极度混乱，钱币成色不一，中国人在混乱的钱币体系下磨炼出了听声辨银的本领。而日本财政管理井井有条，银圆形制整齐划一，日本人缺乏识别银圆真伪的经验，所以才雇用有鉴别能力的中国职员从事辨识工作。旅美作家河上清对新渡户的解释进一步发挥，声称中国民间铸造了大量以次充好的劣质银圆，银行在和中国客户的交易中如误收劣币就会造成损失。因此，聘用中国专家并非因为中国人诚实，反而是由于中国人造假而不得已采取的防伪措施。

移民问题对日美关系的不利影响，令日本官方深感不安。日本在美国文化界、宗教界积极拉拢亲日力量，开展旨在“洗白”日本的舆论宣传工作。在古里克等赴日传教士的协助下，日本协会（Japan Society）于1907年在纽约成立。1914年，协会编成《日本致美国》一书，向美国国会、高校、商业组织和公立图书馆赠送3000册。该书收录了大隈重信首相以及涩泽荣一、近藤廉平、浅野宗一郎、中野武营等商界名人的演说与文稿，内容涉及日本民族性格、商业与社会发展、对华政策以及日美关系等多方面内容，通过营造和平、进步、优雅、亲美的国家形象，极力取悦美国各界。对于国民诚信度这一最令人不快的话题，首相和几位商业巨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回避，但出人意料的是，本书编者正冈犹一在全书末尾发表了一通激烈的议论，以破口大骂的方式回应诚信指控，“东京、横滨和神户的美国商人不信任和他们做生意的日商，视之为低等生物。这些美国人不了解我们的民族性格。如果他们认为我们低人一等，我们还怎能从美国那里得到和谐与互信？旅日美国商人品性与教育程度几乎无一例外低下，他们来到日本的时候不过是一伙流浪水手，发财全靠投机行骗……斯坦福大学前校长乔丹博士曾说：‘见到形象最恶劣、最懒惰的日本人（指加州的日本劳工），就对整个日本做出以偏概全的判断，这是日本无法承受的伤害。’日本没有美国劳工，不过，旅日美国商人留下了如此之多的负面印象，对美国同样十分不利”。看似与全书“日美亲善”主题大唱反调的不和谐音，实则传达出日本自由派精英对美国的幻灭感。日本在西方化的问题上存在急功近利的心理，一度迫切渴求“脱亚入欧”，但日本移民在美国的境遇，充分说明西方仍然将日本列入“东方”黑名单。对此，日本政经两界的头面人物倍感失落，有心发声抗议，又不得不顾全日美关系大局，只得借助文人之笔曲折表达不满情绪了。

河上清则毫无保留地发泄了“幻灭”后的失望之情。他向美国读者抱怨，日本的小学课文写道“西方人民真勤劳，早上起得早，中午从来不睡觉”，且日本教师告诉学生，西方无论是在体质、精神还是道德上都远远领先日本。日本人把侵略者佩里视为传递文明火种的引路人加以崇拜，华盛顿和林肯的故事留下的印象是美国政治公开，阴谋无处藏身，美国的商人也都应当是公平正直的。然而，不远万里来到美国的日本移民一下船，凶神恶煞的黑帮分子就冒充警察过来威吓，要其缴纳“人头税”。日本人不辨真假，战战兢兢奉上5美元，出码头后又有黑车揽生意，如拒绝必遭暴打。“日本人幻想中的空中楼阁像火箭一样被发射上天，落下来时炸得四分五裂。”河上清列举旅美期间的大量亲身经历，证明美国下层社会在交易中同样存在坑蒙拐骗现象。新渡户稻造也强调，在旧金山大地震引发火灾后，保险公司拒绝兑现理赔承诺，可见美国商界也有无良之徒。“真实情况是大家都有过错，但只要相信我们大家都在不断提升自我、挥别旧我，就足以心安了。”日本舆论界似乎认为，如果日本实在得不到西方接纳，国民诚信无法获得肯定的评价，就把他国的国民诚信一概贬低到日本的程度即可。不过，日本国民诚信危机并没有因此而缓解，西方的疑日情绪逐渐由民众扩展至精英当中，还上升至对日本国家信用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