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野中的近代日本国民诚信度问题

中、日两国在19世纪后半期先后出现了以北美为目的地的移民流动，为西方民众提供了近距离审视两国国民性的机会，也使“互补效应”进一步得到强化。一生致力于向美国介绍日本文化的威廉·格里菲斯牧师于1876年开列出了包括坦率、诚实、守信、善良、温和、礼让、可靠、多情、孝顺、忠诚等众多优点在内的日本民族美德清单，但却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商人的心智和道德水准都很低下，这方面不如中国人”。时值美国排华酝酿时期，美国政客正在处心积虑整理证明华人“道德败坏”的黑材料，为通过排华法案做舆论准备。然而，遍寻加州议会的听证记录，可以发现作证者虽千方百计丑化中国劳工的道德形象，却竟无一人敢于质疑华人的商业信誉。传教士吉尔森在证词中称，在华美国商人普遍认为华商的信誉绝不低于其他国家，旧金山的华商口碑同样良好。律师拜德拉姆耸人听闻地声称，旧金山三万华人中十之七八从事卖淫、偷盗、赌博等犯罪行业，华人整体上邪恶而不可信任，唯独华商不能与其他华人相提并论，和他交易过的华商都是高尚、公正、诚实的人物。商人艾特金称，中国商人的商业信誉无须置疑，华商有自己的圈子，与其他华人不相来往。

旅美华商的杰出信誉至少从两个方面促使美国舆论界重新评估日本的国民道德形象问题。第一，中国商家在竞争格外激烈的西方商业环境中仍然不改其诚信经营理念，证明“外源论”夸大了西方物质文明给东方社会道德带来的负面影响，亚洲人信用度高低与西方是否介入其实并无必然联系，更多地要从其母国历史积淀而成的国民根性中去寻找原因。第二，中国移民潮先于日本移民潮出现，其道德水准亦成为衡量后来者的标杆，美国公众惯于以中国移民尤其是华商为参照系对日本新移民进行诚信度评判，这使得后者很快就陷入了备受责难的境地。

19世纪90年代，进入美国的日本移民开始显著增加，在加州，继19世纪的排华风波后又掀起了排日浪潮。美国传教士西德尼·古里克证实，舆论对日本移民群体最严厉而持久的谴责集中在道德领域，“几乎尽人皆知的批评是，日本人从不信守诺言，他们在立下誓约后会毫不犹豫地毁约”。果园主雇用来自日本的农场工人采摘果实，而工人签约后一旦听闻其他雇主可以开出更高的价钱，就会集体扬长而去，丝毫不考虑雇主的损失。做家政服务的日本少年经常毫无先兆地不辞而别，让雇主不胜恼火。而更令古里克惊讶的是，所有此类谴责都伴随着对中国移民的称赞，舆论认为，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不轻易许诺，但却已诺必诚，从不因工资待遇问题而中途反悔。

客观而言，美国公众舆论关于日本移民“不守信用”的评价需要结合具体事例具体分析。日本劳工习惯于集体居住，接受统一管理指挥，其团结程度和组织性为中国移民所不及，他们有能力、有胆量集体反抗不公正的劳动合同。对于媒体经常报道的日本保姆不告而别事件，当事人之一于1905年在《独立报》上发文进行“忏悔”，将主要原因归结为日本民族自尊心强但内向而不善交流的弱点，耻于向雇主承认自己不胜任工作，又无体面的告退借口，只得一逃了之。但更多的事例说明，日本移民的毁约行为不能完全推给道德素质以外的原因，不负责任、损人利己的自私行径并不鲜见。加州威洛斯（Willows）和玛丽斯维尔（Marysville）两地盛产稻米。但由于大量日本稻农涌入这一地区投入农业生产，米价迅速下落到每磅35美分，低于生产成本。日本稻农见状不愿收割稻子，连夜收拾家当集体逃离两地，贷款给他们买稻种农具的当地银行因此蒙受重大损失，几乎破产。更重要的是，即使日本劳工以合同不公正为借口毁约，美国公众也不予谅解，因为中国移民明知吃亏上当亦不背约的君子之风已在他们心目中先入为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美国基督教联合公会牵头撰写的调查报告指出，由于中国人的守信精神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用中国劳工留下的标准去衡量日本劳工未免过于苛刻。但作者哈里·米利斯也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的守约意识“远未达到其他民族的水准”，即使朝鲜人和菲律宾人也比日本人更受好评。

米利斯把加州排日运动解释成排华运动的延续，认为日本移民潮在中国移民潮之后出现，华人的不良形象易使加州民众对一切黄种人产生负面印象，连累日本移民遭受歧视。此类论调影响深远，直至20世纪后半期仍见于美国史学家的著述中。事实上，米利斯的调查报告问世不久后，即遭到有力的批驳。蒙塔维尔·弗劳尔斯列举了“华人连累日人论”的三大不合逻辑之处：一是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后，华人被大量驱离美国，而日本移民群体在20世纪初才形成规模，其间有明显的时间差，不存在延续之说；二是由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连续胜利，西方绝无将日本人视为弱国公民之理，不可能将其与华人等量齐观；三是太平洋地带在1900年至1910年间的人口规模结构已与19世纪大相径庭，仅洛杉矶市的人口在此期间就增长了310%，新增人口大部分来自东部诸州，并未参与多年前的排华运动，因此，排华记忆此时已非加州民众普遍拥有的“集体记忆”，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中日移民声望此消彼长的原因必须从双方的道德表现中去寻找。仅仅数十年前，诬蔑华工“撒谎成性”的谩骂还不绝于耳，但中国移民重义守信的人文性格并未在恶意诽谤与利益诱惑中迷失，而是以数十年如一日的诚实劳动驳斥了辱华谬论。日本此前的国家形象远远优于中国，国力蒸蒸日上，美国人对遥远神秘的日本颇具好感，但日本移民抵美后，其形象反而一落千丈，完全不符合美国人的心理预期。

日本移民群体的道德形象问题从侧面印证了维新以来日本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的变化，研究者注意到，早在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初期的元禄时代，发生于货币经济的逐利意识和商业手段已在社会各阶层中造成了广泛的渗透手段和辐射效应，町人的观念和行为反向波及农民，连武士亦受到了极大的感染。明治维新后“四民平等”的政策导向无疑使这一反向辐射效应不受限制地扩散开来，“町人根性”已非商人的独有属性，而是广泛扩展到社会各阶层当中。1900年，在美的日本移民已达22,606人，其中8,534人从事家政服务业，6,277人为劳工，5,102人为农场工人，仅有304人以经营企业或店铺为生，占总数的1%左右。但即使如此，日本移民群体的诚信度仍受到严重质疑。在前述日本稻农事件之后，美国本土的观察者起初惊异地发问，日本农民抛弃纯朴的劳动者本色，效仿社会底层商贩的背信弃义行为，是否与美国的商业环境有关？然而，中国移民在美国环境下保持高信用度的事实，使“橘生淮北则为枳”的“外源论”思维不攻自破，难以成为日本移民失信行为的辩护借口。由于美国公众习于以移民为样本，对异国国民进行整体印象建构，日本国民的传媒形象出现了显著的恶化趋势，言而无信的恶名迅速在西方世界扩散开来。